英雄回家丨魂归故里 永垂不朽
这是各公司自己制订的，公司内设有独立的退休金部门，公司每年都必须为每位员工向退休金部门交纳一定的基金。
美国日本尽管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较欧洲更为顺畅，但观察两国危机以来的经济表现，日本经济呈现二次探底的现象，美国经济复苏增长乏力的态势未见改变，表明美日两国经济复苏偏离预期，未能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进入专题： 经济下行 。
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塞浦路斯均已向欧盟申请援助，其他大对数国家尽管仍未出现这种结局，但希腊等国的危机已经警示相关国家财政债务负担率过高的潜在问题所在，社会对欧元债务需求明显弱化，相关国家债务收益率持续高企，财政整顿理被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然而，结合市场表现来看，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的事实日益突出对于任何从事环境政策这一较不引人注目领域工作的人来说，关于中国生态目标的争议也同样令人困惑。最近发生的情况更证明了这点。但也有一些反对者指出，中国没有理由不走先污染、后治理这一工业化国家积累财富时采取的模式。
进入专题： 中国环境 。科学家认为，比工业化之前高2摄氏度是一个临界值，要想避免发生危险性全球气候变化，就不能超过这个临界值。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许活得长，但不一定健康，还可能随着空气污染等原因更不健康。
从现在民意测验的情况来看，企业的人基本上不同意延长退休年龄，也就是96.8%的人不会选择延长退休。四、弹性退休有害无益 7月2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表示，对于公众关注的 延长退休年龄问题，要对不同群体采取差别政策，并以小步慢走的方式推进。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我国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16895亿元，比上年增长25.9%。这也是有些人说的发挥余热吧。
我想我们的人社部，专家学者这个道理不会不懂吧。我认为这些人不但不能延长退休年龄，而且要提前退休，让他们早一点滚下台。
在我国，不要说建筑业、采矿业等行业，就是纺织业、制造业、制鞋业、制衣业、制药业、电子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甚至商业超市，60岁以上的人干的了、干得动？企业会要吗？何况中国人43岁就开始老花眼，这些老花眼们哪里看得见，看得清，干的了那些活儿？这不是让他们比死还难受吗。这完全是根据个人的经济实力，自愿购买的，这是完全的资本主义因素。例如美国施乐公司规定，员工退休时可根据该员工最后五年的平均年薪打六折领取退休金。然后，待员工退休后，由该机构每月发放一定金额的退休金。
在一些欧盟国家内部，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计划成了工会与政府，甚至是在野党与执政党相互博弈的政策焦点。我们如果延长退休年龄，将是什么状况呢？可以肯定，除极少数人可以上岗外，绝大多数人只能望岗兴叹。国有企业同事业、机关和其他单位加起来也就是5.5%.何况国有企业中，很大一部分是临时工，像移动公司，绝大部分是临时工，她（他）们是没有保障的。我们知道造成劳动力匮乏的原因很多，虽然老龄化是其中原因之一，但是不是唯一原因，还有其他原因：1、国有经济中，大部分企业是重体力和要求视力好企业从其生产经营的需要决定了不能要60岁以上的人。
还有电力等单位，农民工，临时工是很多的，他们也不会赞同延长退休。主张201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经达到1.78亿，以最粗略的算法，不算分布，不算各阶层退休金的不同，以每个人减少五年退休金计，从60岁到65岁少领五年退休金，可以节约的资金以职工养老金最低的1,200元计，则为1,200元乘以12乘以5年，以老年人口基数1.8亿计，可节省的开支为12万亿元左右。
不过，工会有可能抵制任何提高退休年龄的企图，工会领导人已经对大幅缩减财政导致成百上千人失业感到愤怒。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部分人掌握了国家管控的经济资源，从而实现了个人利益。一个社会的公民组织原本是处理公民日常行为和化解日常矛盾的重要力量，他们也往往是通过和平的方式与国家或企业博弈，来获得整个社群利益的缓冲性力量。缺乏公共秩序和公共伦理的现代化、个人化所能够导致的，无非是社会的崩溃与解体而已。宗教与伦理虚空，拜物成为通常现象。穷其根底，无非就是解放了束缚在个体身上的包括政治、经济上的重重限制，使个人能够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寻求个人的发展路径。在以往的多次发动社会变革的时候，许多人都往往提出所谓改革进入深水区，或者是面临改革瓶颈问题等等。
因此，也就自然形成了今天一切向钱看的最低等级形态的社会伦理共识。然而在以往的数次发动之中，中国往往都能够再次找到发展的空间和动力，就在于中国对于个体的解放都能够寻找到新的空间。
整个社会的每个个体的各自为政，促发了全体社会的原子化。同样地，公共伦理的倡导也并不是国家提出一系列的公共伦理原则，而后要求个体遵循与顺从，而是社会中个体的大多数所共同认可的伦理原则，通过国家的力量给于背书和支撑，才能够通行下去。
欧美等现代化国家，几乎都是通过公共秩序的建设、公民组织的发展和社会机会均等的方式，消解了个人化的负面影响。不过，此次面对全球化放缓的压力，中国已经很难再寻找到新的杠杆，必须重新启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因此，必须通过对资源控制的开放，使所有个体实现机会的均等化，才能实现个人化的平等。但是，中国的个人化进程却与国家严守控制领域同步。由于改革开放并无一个总体目标，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的虚无，无法形成社会总体进化的共同福利的实质性终点，这也就意味着公共领域建设的虚无性和临时性。中国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了现代化的边缘，而个人化所推导出来的结果已经摆在眼前。
看不到共同目标的个人的选择便是最大化个人利益，罔顾社会总体福利和他人的平等权利。所谓的公共秩序，乃是全民性的秩序规则。
因为中国社会的个人原子化运动已经到了一个危险边缘，社会凝聚力几乎丧失，发展的动力马达迹近停摆，而逃离成为重要的选择了。公共秩序和公共伦理的建设。
然而，30年之后的今天，部分地归因于全球经济的困境，中国已经陷入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双重困境之中。由于在个人化的过程中受到了国家力量的影响，因此中国的个人化进程充满了不平等的元素。
这意味着一方面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程度增加，同时国家直接管控个人的形态却没有放松。因此，所谓公共秩序和公共伦理，其实也就是政治管理、法律制定、政策执行等一系列公共领域的公开化、制度化和民主化。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乃是中国摆脱困境努力的开始，方法与原则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与开放。这种反抗一旦没有结果或者损失重大，就有可能演变成极端，或者形成一个暴力的团体进行集体对抗。
重启中国发展动力，就意味着必须使中国已经普遍化的个人化进程固定化与彻底化，使个人不仅仅在国家严格管控中脱离出来，并且建设公共化的秩序与价值观，提供再嵌入的可能性，实现公民自治的社会。这恐怕才是真正消除所谓的仇富或者仇官情结的真正方式。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家阎云翔先生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虽然出发点仅仅在于通过其学术田野考察，指出中国社会在1978年之后所出现的重大变迁，然而，他实际上在有意无意之间，已经揭示了中国社会最大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个人第一次能够从社会、国家、群体之中脱离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体。阎先生认为，国家严格管控的个体化进程、对西方个人主义的误解以及无法提供个人化之后重新定义社会义务的再嵌入，导致了中国目前的个体化危机重重。
另一方面，社群共同利益的缺乏，也就使所有个体对于自我利益的防守更加严重，原子化运动更加强烈，国家整体的离心力越大。换言之，个人主义不仅关注自我，它还调整着自我与其他平等个体之间的关系。
